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仁宗皇帝
茶法
十三场利害
天圣元年正月。国朝惟川峡[1]，广南茶听民自卖买，禁其出境，余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输其租，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又百姓岁输税者，亦折为茶，谓之折税茶，总为岁课八百六十五万余斤。其出鬻皆就本场，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荆、潭、鼎、澧、鄂、岳、归、峡八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总为岁课，江南千二十七万余斤，两浙、福建三十九万三千余斤，皆转输要会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汉阳军，曰无为军，曰蕲口，为六榷货务。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场茶，给券，随所射与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入金帛，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卖于西北，以至散于四裔，其利又特甚焉。县官鬻茶，岁课缗钱虽赢缩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余万，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人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敝，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帛日益寡，而人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民，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人中者以利薄不趣，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下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变而救之，然不能无弊。
已上据本志。
丁亥[2]，诏曰：『三路军储，出于山泽之利。比闻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经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谘、御史中丞刘筠、入内副都知周文质、提举诸司库务王臻、薛贻廓及三部副使较茶盐矾税岁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继之。计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场茶岁课缗钱五十万，天禧五年，才及缗钱二十三万，每券直钱十万，鬻之售钱五万五千，总为缗钱实十三万。除九万缗为本钱，岁才得息钱三万余缗，而官吏廪给不与焉。是则虚数虽多，实利殊寡。』因请罢三税，行贴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实录》三月辛卯）。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而予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致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计者，所负数如商人入息。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实录》三月）。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先是天禧中，诏京师入钱八万给海州、荆南茶，入钱七万四千有奇给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并十三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3]。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愿得之，故入钱之数厚于他州。其入钱者，听输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十三场法，又募入钱六务，而海州、荆南增为八万六千，真州、无为、蕲口、汉阳增为八万（《会要》三年）。
五月。商人入刍粟塞下者，随所在实估，度地里远近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给券，至京师。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愿得金帛若他州钱，或茶、盐、香、药之类者听（《实录》五月甲子）。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说。
李谘等新立见钱法，《实录》分载数处，今悉从本志，就正月癸巳初命官日并书之。『朝廷用其说』乃三月辛卯，今亦并书。《实录》分载有详有略，今参以《会要》，则本志所去取盖得之，不可不从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场贴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巳初命官时，今从本纪，特书此以表事始。
天圣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承制朱绪点检出场所积茶。初，朝廷既用李谘等贴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而论者或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会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败坏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令硕等行视。既而谘等条上利害，且上言：『尝遣官视陕西、河北，以镇戎军、定州为率。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六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蕲州市茶本钱，视镇戎军粟直，及亡本钱三之一，所得不偿。其弊在于茶与边籴相须为用，故更今法。以新、旧二法较之，乾兴元年用三税法，每券十万，茶售钱万一千至六万一千，香药、象齿售钱四万一千有奇，东南缗钱售钱八万三千，而京师实入缗钱七十五万有奇，边储刍二百五万余围，粟二百九十八万石。天圣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药，东南缗钱每给直十万，茶入实钱七万四千有奇至八万，香药、象齿人钱七万二千有奇，东南缗钱入钱十五万五百，而京师实入缗钱增一百四万有奇，边储刍增一千一百六十万余围，粟增二百一十三万余石。旧以虚估给券者，至京师为出钱售之，或折为实钱，给茶责贱，从其市估，其先贱售于茶商者，券钱十万，使别输实钱五万共给。天禧五年，茶直十五万，小商百万已下免输钱。每券十万，给茶直七万至七万五千。天禧茶尽，则给乾兴已后茶，仍增别输钱五万者皆为七万，并给耗如旧，俟券尽而止。如此，又省合给茶及香药、象齿。东南缗钱，总直缗钱一百七十一万。』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异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其制置司请焚弃者，特累年败坏不可用者耳。』因言：『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摇动，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无为流言改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
《实录》但于此记遣使视积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见赐典史银绢事，余皆无之。今并从本志。《会要》亦无遗使视积茶及李谘等条上利害、榜谕商贾、赐银绢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谘等既条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然论者犹争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读学士孙奭、知制诰夏竦同工部郎中卢士伦、殿中侍御史王硕、如京使卢守勤再加详定。
《实录》命奭、竦二人，此从本志。士伦是年三月以工部判度勾，寻改工中、陕漕，十月，以度勾为户副。
十一月己卯[4]，孙奭等言：『十三场茶积末售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请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宜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损为七万一千，皆有奇数。入钱六务十三场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庚辰，诏从奭等议。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税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
本志云：十月，遂罢贴射法。恐脱误，今从《实录》。
四年三月甲辰，前权三司使李谘落枢密直学士，兼领计置司刘筠、王臻、范雍、蔡齐、俞献可、姜遵、周文质各罚铜三十斤，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各罚一月俸。先是，入内押班张德明传宣，下御史台鞠三司孔目官王举、勾覆官勾献等云云，各及未改茶法时不折虚实而妄称卖茶课增一百万余贯，以觊恩赏。朝廷以为然，遂赐举等银五十两、绢三十匹。士逊等坐不合以举等状施行，故及于罚。详定所孙奭等特释之。
闰五月。初，李谘等变法，使茶园户负岁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是，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盐课亏，请更议其法。』帝以问三司寇瑊，瑊曰：『议者未知其要尔。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若官尽其利，则商旅不行，而边民困于馈运矣。法岂可数更?』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枢密院副使李谘言：『天圣初行新定茶法，而议者沮毁之，吏人王举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岁课益亏，请复用天圣初所定法，举等显为非辜。乞与优叙之。』诏举等先依三司出职例各迁一资。谘顷在三司，陕西缘边数言军食不给，度支都内钱不足支月俸，太后忧之，命辅臣与谘经度其事。谘以谓：『旧法，商人入粟边郡，算茶与犀象、缗钱为虚实三估，至用十四钱易官钱百，坐困三司，乃谓变法，以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谤蠭起。谘寻以病请外，相继坐变法谴绌，逾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时三税法蠹耗日甚，议者皆言谘前在被谴绌，将复用见钱法，故谘先有是请。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枢密院事李谘、参知政事蔡齐、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诰丁度同议茶法。谘以前坐变法得罪，因辞，不许。三司使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复类乾兴以前，蠹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二度支副使杨偕亦陈三税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税，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岁边计。故命谘等更议，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访以利害。
杨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未也。本志即称都漕，盖误矣。
三月丙午[5]，权判户部勾院叶清臣请弛茶禁，以岁所课均赋城廓乡村人户。其疏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封国置吏，随处立管。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赀，又加之罪，黥流日报，偷冒不悛。诚有厚利无赀，既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无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蠹黎元。建国以来，法弊辄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人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远策。臣窃尝较计茶利岁入，则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岁课，亦只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出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准，通商之后，必亏岁计。臣按：管氏盐钱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钱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出数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6]，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郭乡又居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岁计已支缗钱四十余万，榷茶之利，凡止五十余万缗。经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人，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尠，所聚逾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诏三司与详定所相度以闻，皆以为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谘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旧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买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孙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谘等又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10]。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加三百。诏皆许之。又诏：『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而谘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计陕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在所给券，径赴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利之，争欲售陕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并言：『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
输五分钱召保立限，见《实录》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附此。
谘等复言：『奭等变法，岁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缘边十六州军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戒约。』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复行见钱法，罢交引。壬申，榷货务给交引，以景祐二年茶、五月勒陕西入中交引并赴京师。十二月禁豪商请托。今并从本志联书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杂事姚仲孙同详定茶法。详定茶法所请自今商人对买茶，全买茶，每一百贯、六十贯、见钱四十贯，许金银折纳。从之。
五月戊申，命权三司使王博文同详定茶法。
宝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变茶法，岁辇京师银绢易刍粟于河北扰配，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丙辰，命权御史中丞张观、侍御史程戡、右司谏直集贤院韩琦与三司别议之。
四月辛卯，命翰林学士晁宗悫、内侍押班史崇信同议茶法。
七月丁酉，详定茶法所张观等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十二月，权三司使叶清臣言：『新茶法未适中，请择明习财利之臣别行课校。』上以号令数更，民听眩惑，乃诏即三司裁定，务优贩者。然亦卒无所变也。
盐法
议陕西池盐法
天圣八年八月丙戌，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详定陕西两池盐法[8]。
十月，陕西解州、安邑两池，岁为盐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给京师，及西京、南京、京东之兖、郓、曹、济、濮、单、广济，京西之滑、郑、颍、陈、汝、许、孟，陕西之河中、陕、解、虢、庆、成，河东之晋、绛、慈、隰，淮南之宿、亳[9]，河北之怀、濮、卫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总府、州、军二十八，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贴头。水陆漕运，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邓、蔡、随、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阳、陕西之京兆、凤翔、同、华、耀、乾、泾、原、邠、宁、仪、渭[10]、鄜、坊、丹、延、环、庆、秦、陇、阶、成、保安、镇戎，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总府、州、军三十七，听商贾贩鬻，官收其算。并边秦、延、环、庆、渭、源、保安、镇戎、德顺九州军，又募人入中刍粟偿以盐。凡通商州军在西京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池，则为东盐。各有经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颇受其弊。有上书言县官榷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校。欲通商平估以售，少宽百姓之力。乃诏盛度、王随议更制度。随与权三司使胡则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官伐木造船，以给辇运，而兵民罢劳，不堪其命。今无复其弊，一利也。始之以陆运，既差贴头，又役车户。贫民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又舟运河流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腿。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国之钱币请之货泉，盖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余万，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丙申，诏曰：『池盐之利，民食所资。申命近臣，详立宽制，特弛烦禁，以惠黎元。其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贾人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此据本志）或云：上书者，王景也。景尝言池盐之利，唐氏以来，几半天下之赋。太宗时令严峻，民不敢私煮炼，官盐大售。真宗务缓刑罚，宽聚敛，私盐益多，官课日亏。景时为选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行之，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盐恶，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尔，外间皆食土盐。』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议通商何如，大臣皆以为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太后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亦不敢复言，故命盛度等与三司详定利害，卒行景策。诏下，蒲、解之民皆作感恩斋（此据司马光《记闻》）。自是，虽商贾流行，而岁课之入官者耗矣。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李谘、翰林学士盛度、侍读学士王随同议解盐法。天圣八年，始听解盐通商。行之一年，岁入视天圣七年损缗钱十五万，明年更损九万，其后岁益耗，故令谘等议之。随、度皆初以通商为便者也。
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诏随、度各与一子宫，以尝详定解池盐法也。度自言：『放行解盐三年，收利种盐二百七十五万八千六百余斤。乞更钤辖两池，广谋种造，务令大段增剩。』故赏及之。
庆历二年正月。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且军兴，用度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由是羽毛、筋力、胶漆、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人，乘时射利，与官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大席为盐二百三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孙请，以度支判官、刑部员外郎、秘阁校理范宗杰为制置解盐使，往经度之。始诏复京师榷法，宗杰请凡商人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为置场，增价而出之。复禁永兴、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商贾，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11]。诏皆用其说。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博士范祥乘传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同议解盐法，从三司请也。庆历二年，既用范宗杰说，复京师榷法，久之，东南盐池悉复榷，量民资厚薄，役令挽车转致诸郡，道路糜耗，役人竭产不能偿，往往弃甽亩、舍妻子，亡匿东盐。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筑盐池，则为东盐。
则盛置卒徒车运，抵河而舟，寒暑往来，未常暂息，关内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岁费京师钱币不可胜数，帑藏益虚。详本关中人，熟其利害，尝以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可岁支度支缗钱数百万。乃画策而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故有是命。
本志云：会祥以丧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华州除提单坑冶铸钱。其以丧去，实在此后。行状亦云，本志误也。八年十月，乃复用祥。当时祥与戡议不合，故以祥知华州。明年三月，除提举坑治铸钱，始遭父丧去尔。
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员外郎范祥提点陕西路刑狱，兼制置解盐。祥先请变两池盐法，诏祥乘传陕西，与都转运使共议，时庆历四年也。已而议不合，祥寻亦遭丧去。及是，祥申前议，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旧禁盐池，一切通商盐入蜀者，亦恣不问；罢并边九州军入中刍粟，第令入实钱，以盐偿之，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南盐，第优其估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弛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与券，优其直，还以池盐，偿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盐之禁，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刍粟，悉留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猾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以为便云（已上并据《食货志》）。
皇祐元年十月壬戌，遣户部副使、工部员外郎包拯与陕西转运使议盐法。始范祥议改盐法，论者争言其不便，朝廷独以为可用，委祥推行之，于是侍御史知杂事何郯言：『风闻改法以来，商旅为官盐长价，获利既薄，少有算请。陕西一路，即自己亏损课利百余万贯，其余诸路，比旧来亦皆顿减。卖盐见钱，甚妨交用，兼陕西民间官盐价高，多以卖私盐事败，刑禁颇繁[12]，官私俱不为经久，何以施行?缘事有百利，如可议变，变不如前，即宜仍旧。况陕西调用，多仰两池岁课。今如此亏损向去，必甚匮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为害犹浅，速宜讲求，以救其弊。欲望朝廷指挥，选择明干臣僚一员往陕西，令与本路转运使并范祥面议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复旧，免致匮乏调用，寝久为害。』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陕西转运使，备知盐法。自庆历二年范宗杰建请禁榷之后，差役兵逃亡死损，公人破荡家业，比比皆是，嗟怨之声，盈于道路。前后臣僚累言不便，乞复旧法通商，以救关中凋弊，有司执奏，议终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请，兼叶清臣曾知永兴军，见其为患之甚，遂乞依祥擘划，复用通商旧法，令商人于沿边入纳见钱收籴军储，免虚抬贵价。入中斛斗，于榷货务大支官钱[13]，兼宽诸般差扰劳役，此乃于国有利，于民无害，理甚灼然。但以变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乐，而议者沿其岁入课利稍亏于前，横有沮议，乞复旧法。旧法诚善，复之无疑，但恐为害寝深尔。且法虽暴得数万缗，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胜其弊，不免随而更张，是先有小利而终为大害也。若计其通商，虽一二年间课利少亏，渐而行之，必复其旧，又免民力日困，则久而不胜其利，是有小害而终成大利也。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今虽财用微窘，亦当持经久之利，岂忍争岁入数十万缗，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责成效?信取横议，不惟今数有改易，无信于下，而又欲复从前弊法，俾关中生灵，何以措其手足?臣细详范祥前后所奏，事理颇甚明白，但于转运司微有所损，以致异同耳。臣固非惮往来劳费，妄有臆说，实亦为国家惜其事体，不欲徇一时之小利，而致将来之大患也。』及拯至陕西，益主祥所变法，但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量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处官仍鬻盐，自今请禁止。』而三司以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直踊贵，请得公私并贸，余则禁止。皆听之。
沈括《笔谈》云：陕西颗盐，旧法官自搬运，置务拘卖。兵部员外郎范祥始为钞法，令商人就官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劳。异日辇车牛驴，以盐役死者岁以万计，冒禁抵罪者不可胜数，至是悉免行之。既又盐价有低昂，又于京师置都盐院，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京师食盐斤不足三十五钱，则敛而不发，以长下价。过四十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使盐价有常而钞法有定数。行之数年，至今以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诏三司解盐听通商，候二年，较其增损以闻。初，包拯自陕西还，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从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微之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驿召范样，令与微之及两制共议，而议者皆以祥为是，故有是诏。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度支员外郎范祥为陕西转运副使，仍赐其金紫服以宠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复以度支员外郎范祥制置解盐，从三司使张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
榷河北盐
庆历六年十一月戊子，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张方平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河北盐务在沧、滨二州，沧州务三，滨州务四，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旧并给京东淄、青、齐三州。淄、青、齐通商，乃不复给。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取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常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岁军兴以来，河北之民检点义勇强壮及诸色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蓟之地陷于北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之心者，彼国之法大率简易，盐、面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许通盐商，止令收税。今若一旦榷绝，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伏缘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碱煎之，以纳二税。今若禁止，便须逃亡。盐价若高，犯法必众。近民怨望，非国之福。伏乞且令仍旧通商，无辄添长盐价，以鼓民怨。』其议遂寝。
河北初议榷盐，《实录》不载，余靖谏章独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榷法时，靖绌责久矣。盖先有建此议者，靖论其不可，故罢。既而拱辰使三司，复议举行，又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议增等，拱辰更主榷法，而张方平亟奏罢之。《实录》、国史并疏略，今参取靖谏章及《食货志》，并方平墓志修入。
及拱辰为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权三司使。
复建议悉榷二州盐，下其议于本路，都转运使鱼周询亦以为不可。
本志以为都转运使夏竦，误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罢三司使，出知亳州，张方平代之。方拱辰司政时，竦无缘却为都转运使。据何郯奏议，为都转运使者乃鱼周询也。王岩叟元祐初奏议，亦误以鱼周询为夏竦。
且言：『商人贩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五二三。请敕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县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十七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频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钱而弛其禁，世宗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盗贩不已，若榷之，则盐贵，彼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彼获福也。彼盐滋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卿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奉，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书北京。其后父老过诏书下，必稽首流涕。
《食货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下诏不许。若三司之请，则不复下诏。今既下诏，盖已立法而未行，墓志当得其实，今从之。《食货志》不载方平事，益疏略也。
熙宁八年六月，章惇又议榷盐。
易东南盐
景祐二年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南、江浙、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煮盐，岁损所在积贮，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于是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砂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舟坐鞭笞、配徙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挽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困贫，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得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二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縻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盐漕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赡国济民，无出于此。』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翰林侍读学士宋绶、枢密直学士张若谷、知制诰丁度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可否，皆以谓听通商，则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制置司益造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泰、楚、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诸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增盐予之。并敕转运使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
此事据本志附见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抚江淮，或可附见七月末。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复用天禧旧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而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诸路博易无利，乃罢之，而入钱京师如故。
此据《食货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岁，又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予之。
此亦据《食货》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诏，而《实录》亦无有，今且附此。
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税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至二十万石止。
此据《食货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数与东南盐』下又云：『河北用三税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即第三卷所书也。第三卷所书稍详，今用之。
给虔州盐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盗贩者众。又贩者皆不逞无赖，捕之急则起为盗贼，而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九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籴盐岁才及百斤，朝廷以为患。自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南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敷等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转运使初以为非便，不往取。其后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皇祐五年，始诏屯田员外郎施元长乘驿会江西、广东转运使议利害。至和初，元长与转运使阎询、元绛皆请如湛等议，独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连州曾奉先请商人贩广南盐入虔、汀州，所过州县收其算。知汀州林东乔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龙请毋运岭外盐入虔州，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万斤至汀，使民间足盐，寇盗自息。虞部员外郎米泌请令虔州增散蚕盐钱，知潮州吕璹[14]、知梅州王淑亦皆论其利害；或又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州，或请榷虔州官盐价，以平其直。论者不一。朝廷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驿会所属监司及知州军、通判议，于是炳等合议，以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税率，百钱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广东转运使、虔州官吏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既又命比部员外郎曾楷请广南，与监司复议通广南盐，而转运判官陈从易请即惠、循、梅、潮置五都仓贮盐，令虔州募盐铺户入钱，二州趣五仓受盐，还三州贸易，所谓变私盐为官盐，易盗贼为商旅。朝廷难之，卒用炳、扶等策，然岁才增粜六十余万斤。先是，屯田员外郎蔡挺知南安军，常条奏利害。至是，擢挺权提点江西刑狱，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纳私藏兵械以给巡捕吏卒，令贩黄鱼笼，挟盐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不以兵甲自随者，止输算勿补。淮南既团新纲漕盐，挺增为十二纲，纲二十五艘，锁袱至州乃发。输官有余，则以畀漕舟吏卒，官复以半价取之，由是减侵盗之弊，盐遂差善。又损籴价岁课，视旧额增至三百余万斤，乃罢扶等所率籴盐。异时汀州欲贩盐，辄先伐鼓山谷中，召愿从者与期日，率常得数百人已上与俱行。至是，州县督责者保有伐鼓者辄捕送，盗贩者稍稍畏缩。朝廷以挺为能，留之江西，积数年乃徙。久之，江西盐皆团纲连致，如虔州焉。
挺以二月半巳权江西宪，九月丙寅落权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转运使资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陕西运副。熙宁三年七月，张颉论蔡挺指置，视此略不同，今两有之。
熙宁三年七月。先是，提点江西刑狱张颉言：『虔州地接岭南，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资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而卖钱二十，故虔人尽食岭南盐云云。蔡挺常议[15]，以盐之杂恶，皆舟人盗窃之弊。然虔州经涉赣江三百余里，故令盐船三岁一易，增人二分，舟人运盐，无欠而有羡，及百斤者支半价。三运毕，部押人转为押官。若使臣，即得减磨勘二年，故盐不杂恶有羡，岁卖至三百六十一万斤，增二十倍。食者既众，不复以税钱约配，盗贩衰息。自挺去[16]，船七岁始易[17]，人因稍减，赏亦渐薄，挺之法十废五六。无赖抵冒之民稍集，而官卖益亏。愿尽复挺规画，以杜奸盗。』辛丑，诏江南西路岁运淮南盐十二纲赴虔州，依嘉祐七年二月四日指挥，运船三岁一易。盐有羡，十分以五分价钱与艄工充赏。部押人三年迁押官。
钱币
商州铸大钱
康定元年十二月戊申[18]，屯田员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点铜铁钱事。
仲容尝建议铸大钱一当十。既下两制及三司议其事，谓可权行，以助边费，故有是命。初，韩琦安抚陕西，尝言陕西产铁甚广，可铸钱兼用。于是叶清臣从仲容议，铸当十钱。翰林学士承旨丁度奏曰：『汉之五铢、唐之开元及国朝钱法，轻重小大最为折中。历代更改，法虽精密，不能期年，即复改铸。议者欲绳以峻法，革其盗铸。昔汉变钱币，盗铸死者数十万；唐铸乾元及重轮乾元钱，钱币轻重，严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边，月给百钱。得大钱裁十，不可畸用。旧钱不出，新钱愈轻，则粮刍增价。臣尝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钱，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强盗杀人，取其弊衣，直不过数百钱。盗铸之利，不啻数倍。复有湖山绝处，凶魁啸聚，炉冶日滋，居则铸钱，急则为盗，民间铜铅之器悉为大钱，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按《实录》乃铸铁钱，与本志不同，当考。孙沔奏乞罢铸大钱，当删附。
庆历八年六月。初，陕西军兴，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献议采洛阳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以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庆历元年五月，奎为陕西都漕）、知永兴军范雍（庆历元年五月，雍知永兴兼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奎等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元年九月）。及奎徙河东（二年十月），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据《实录》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虢州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江、池、饶三州见元年十一月，虢州未见，当时范雍所议）。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实录》云在五年）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而河东铸钱既行，盗铸钱者获利十之六。钱轻货重，其患如陕西，言者皆以为不便。知并州郑戬（六年一月，戬知并州）请河东铸钱，且以二当铜钱一。行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但行旧钱。知泽州李昭遘（六年四月，昭遘知泽州）亦言：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不可诘。而北人亦能铸铁钱，以易并边铜钱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常遣鱼周询（四年三月）、欧阳修（四年四月）分察两路钱利害，又数命官议（正月己酉、四月甲午）。
是月，翰林学士张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杨察与三司使叶清臣先上陕西铁议曰（六月乙未）：『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又言：『奸人所以不铸小铁钱者，以铸大铜钱得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铸大铜钱无利，又将铸小铁钱以乱法。请以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既而又请（七月辛丑）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也。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一当二（嘉祐四年二月），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
《实录》于六月乙未载陕西议，七月辛丑载河东议。今从本志，并书之此月末。
成都陕西交子务 神宗附
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于是诏从其请，置益州交子务。
《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子务。按：薛田附传、正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转运使时所请。城守蜀，始用田议。然《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司俱不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禁私造，官为主之。（今置务实从田请，瑊无与也。《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俱误矣。）
庆历二年九月，秘阁校理孙甫常监益州交子务，转运使以伪造交子多犯法，废不用。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铁钱可以私铸。有犯私铸，钱可废乎?但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交子卒不废。
熙宁二年闰十一月壬寅，条例司言：『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为便。今河东公私苦运铁钱劳费，宜试如遵裕等议，行交子之法，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从之。
四年正月庚戌，诏陕西已行交子，其罢永兴军置盐钞场。
三月戊子，上巳假，上召二府对资政殿，出陕西转运使奏庆州军乱示之。上深以用兵为忧，文彦博因言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自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得已之事。』彦博文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则财用宜足，中国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谓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务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务要人推行，则须搜举材者，而纠罢软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则人心岂无不悦。』
四月癸亥，罢陕西见行交子法。
四年正月庚戌注：陕西都漕沈起奏行交子法。见四月八日，罢时三月三日。文彦博所言可参考。《食货志》云：四年，诏交子法行于陕西而罢市钞。或论其不便，复如初。
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转运使言：『嘉、邛州罢铸钱累年，民间见钱阙乏。乞下三司详度减半铸，与交子相权。』从之。仍令转运使岁终具所铸钱数，比较本息以闻。
七年九月癸丑，提举永兴秦凤路交子宋迪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乙卯，制置永兴秦凤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夺两官勒停。初，迪来禀事于三司，而从者遗火于盐铁之废厅，遂燔三司，故迪坐免。
八年正月丁巳，权永兴军路转运使皮公弼言[19]：『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纸聚钱致远，然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虢、鄜[20]、耀、红崖、清远铁以所取极广，苟即冶更铸折二钱，岁除工费外，可得百万缗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始乞委公弼总制营办[22]。
校勘记
[1]川峡 原本作『川陕』，据《长编》卷一○○改。
[2]丁亥 原本作『癸亥』，据《长编》卷一○○改。
[3]所以饶裕商人 原本此下衍『而海州荆南茶人载七万四千有奇结真州无为军蕲口汉阳并三十场茶皆直十万所以饶裕商人』三十九字，据文意删。
[4]己卯 原本作『乙卯』，据《长编》卷一○三改。
[5]丙午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一一八补。
[6]景祐 原本此上衍一墨丁，据《长编》卷一一八删。
[7]有奇 原本作『有其』，据《长编》卷一一八改。
[8]两池 原本脱『两』字，据《长编》卷一○九补。
[9]宿亳 原本作『宿濮』，据《长编》卷一○九改。
[10]仪渭 原本作『仪卫』，据《长编》卷一○九改。
[11]蜀货 原本『蜀』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三五补。
[12]颇繁 原本『繁』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13]大支 原本『支』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六七补。
[14]潮 原本作『湖』，《长编》卷一九六同，均误，兹据文意改正。
[15]蔡挺 原本『挺』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
[16]自挺去 原本作『因挺去』，据《长编》卷二一三改。
[17]七岁 原本『七』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一三补。
[18]康定 原本作『真定』，据《长编》卷一三○改。
[19]转运使 原本作『转运司』，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20]鄜 原本作『郡』，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21]营办 原本作『管之』，据《长编》卷二五九改。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仁宗皇帝
塘水
明道二年三月。塘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潜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满淀、灰淀为一水，衡广百三十里，纵九十里至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乾宁军，西至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入淀、燕丹淀、大光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十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至保定军父母砦[1]，合量料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并塘岸水最浅，故咸平、景德中，胡马钞河北[2]，以霸州、保定军为归路[3]，东南起保定军，西北至雄州[4]，合一百三十淀[5]：黑羊淀[6]、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洋淀为一水[7]，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七尺。东起顺安军边吴淀，西至保州，合齐女淀[8]、宜子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至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或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尝为稻田，方衡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葫芦[9]、永济等河皆汇于塘。天圣已后，相循而不废，仍领于缘边屯田司。而当职之吏各从其所见，或曰：『有甲兵将兵在，敌来何所事?塘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余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敌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为无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或者则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地平而无险阻。贼从西方入，放兵大掠；由东方而归，我婴城之不暇，其何以御之?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渡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以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10]。』论者自是分为两岐，而朝廷以敌入忽荒无常，故终不可以废也。
明道二年八月壬午[11]，忻州团练使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德军（是日壬午），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求见，尝陈备边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12]，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余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扼塞。臣闻太宗皇帝朝，尝有建请方田者。令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横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13]，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其事，数载之后，必有成绩。』遂密敕平与怀敏渐建方田。怀敏时为西路缘边巡检都监也。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敌骑也。
此段取本志附见。刘平自雄州徙成德，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疏则据《会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会要》云：明道三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德刘平言：『安肃、广信军并保州各相去三四十里[14]，其间平原广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掘作方田，每年渐次开展，乞专委西路缘边都监杨怀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15]，必有成绩。』诏令怀敏渐次兴置方田，仍令刘平常切照管。
宝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冢口导百济河水[16]，以注缘边塘泊，请免所经民田税。』从之。时岁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
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且曰：『营作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四月，复书曰：『营筑堤埭，开决陂塘。昨缘霖潦之余，大为衍溢之患。既非疏导，当稍缮防。岂蕴猜嫌，以亏信睦?』其使刘六符尝谓贾昌朝曰：『南朝塘泺何为者哉?一苇可杭，投箠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时议者亦请涸其地以养兵。上问王拱辰，对曰：『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寇敌也。』上深然之。
七月，契丹复议和好，约：『两界河淀已前开亩者并依旧外，自今已后，各不添展。其见堤堰、水口逐时决泄壅塞之，量差兵夫，取便修叠疏导。非时霖潦别至大段涨溢，并不在关报之限。』
五年七月。初，与契丹约罢广两界塘淀。约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海边臣言利害，虽听许，必戒之以毋张皇，使敌有词。而葛怀敏独治塘益急。是月，怀敏密奏曰：『前转运使张邈开七级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顺安军刘宗言闭五门幞头港，下赤、大涡、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塘，臣已复通之，令注白洋淀矣[17]。邈、宗言朋党，沮事如此，不谴诛无以惩后。』诏从怀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名者重责之。
修水洛城
庆历三年九月甲子，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言：『德顺军生户大王家挨亢宁等以水洛城来献。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从之。
十二月辛丑，陕西宣抚使韩琦言：『请令下陕西四路部署司、泾原路经略司，且并力修葺逐处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另奏听旨。』
四年正月戊辰，诏陕西四路都部署司、泾原经略司罢修水洛城，从宣抚司韩琦奏请也。然刘沪时已兴役，郑戬又遣著作佐郎董土廉将兵助之矣。
三月甲戌，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同都转运使程戡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先是，韩琦以修水洛城为不便，奏罢之。郑戬固请终役。琦还自陕西，即罢戬四路都部署。戬既改知永兴，又极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罢，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继论列，以为修城有害无利，议者纷纷不决，故遣鱼周询行视。戬初命泾原都监许迁将兵[18]，为修城之援。及戬罢统四路，沬亟召迁还，又檄沪、士廉罢役，且召沪、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请自备财力修城，沪、士廉亦以属户既集，官物无所付，又恐违蕃部意别生变，日增版筑趣役。洙再召之，不从。洙亟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往代，沪又不受。洙怒，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时周询等犹未至也，蕃部遂惊扰，争烧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等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
据尹洙《乞与郑戬下狱状》，刘沪、董士廉先送顺德军狱，后有旨送邠州狱。又《覆奏李京札子状》，士廉系狱二十余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
参知政事范仲淹言：『泾原路走马承受赵正奏内殿崇班刘沪、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械送司理院。窃缘此二人元禀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兴。及四路罢后，本路部署司抽下军马，其人即合依禀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料其情，盖本人在彼相杀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筑城寨，惧见中辍之后，本路责见其经画不当，故以死抗拒，一面修兴，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见，非有他意。况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且须爱惜，不可轻弃。恐狄青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怨，谓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边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械勘。盖狄青粗人，未知朝廷事理，万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来诉于阙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烦圣听。虽知将帅得行军法，即非用兵进退之际，有违节制，自是因争利害，致犯师威。昔陈汤矫诏命以破虏，王濬违节制以下吴，皆释罪封侯，以劝将列。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勘刘沪所犯因依情罪闻奏，仍送邠州拘管，听侯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则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称冤致讼。倘允臣所奏，事可两全，彰陛下保庇边将之恩，使武臣效死，以报圣德。』
四月丙申，谏官孙甫言略曰：『沪本以一方利害，初禀朝廷之命，领千余兵，在数万生蕃中，亦尝战斗杀获，而终使用之服属，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将之言而罪之，不惟劳臣不劝，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虽然，狄青为一道帅，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青不无怏怏心[19]，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难处置，惟朝廷两全之。』余靖言略曰：『今为朝廷计，当切责沪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仍诏青等共体此意。沪等所筑之城业已就，将军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边鄙安危之计，非私于沪。倘有缓急，通其策应，勿以谋之异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沪等公案，特与疏放，无使羌戎因此疑惑。』
此据余靖谏章附见，《实录》无有也。
丁酉，欧阳修言：『近遣鱼周询定夺利害，臣谓宜命一中使，令周询谕狄青曰：沪城水洛非擅役众，盖初有所禀。且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今不欲直释沪以挫卿之威[20]，宜自释之。后若出师临阵而违节制者，自当以军法从事。然后又谕沪曰：汝违大将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尔，责尔卒事以自赎[20]。俟城成，则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见。如此，则水洛之利可固，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也。』庚子，知永兴军郑戬言：『尹洙使狄青带领兵马趋德顺军，追摄知水洛城刘沪及本司勾当公事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禀节制。缘臣昨移永兴军，被诏令一面兴修，已移文报洙。洙等既知筑城已就，又闻朝廷专委鱼周询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欲图陷沪等[22]。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蕃汉人民惊溃，互相雠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始，狄青械刘沪、董士廉送德顺军狱，寻有诏移邻州，既而释二人，令往水洛城讫役，须勘到罪状别听旨。丙辰，谏官欧阳修言：『近差鱼周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闻蕃族见狄青械系沪等[23]，因致惊扰[24]。今周询却将沪往，以此可见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难共了此事，臣谓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刘沪[25]，尚虑议者谓不可因沪而动一大将。今但移尹沬而不动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沪而屈大将矣。如此，则于沬无损，于沪得全其功，于边防之体无不便。三者皆获其利，否则有害。』
五月。先是，郑戬奏修水洛城，乞令韩琦不与商量。琦言：『臣患臣僚临事多避形迹，致赏罚间或有差误，因退思之。臣任西边及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详。令若隐而不言，复事形迹，则是臣偷安不忠，有误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诛戮，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种落，不属大朝。今夺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损，于边亦无益，一也。缘边禁军弓箭手连年借债修葺城寨，尚未完备，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计须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转见劳弊，二也。将来修城，上件城堡，计须分屯正军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并须入中和籴，所费不小，三也。自来泾原、秦凤两路通进援兵，只为未知得仪州黄石。河路，所以议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带城寨。自近岁修城，黄石河路秦凤兵往泾原[26]，并从腹内经过。逐城程有驿舍粮草，若救静边寨[27]，比水洛城远一程[28]，若救镇戎、德顺军，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劳费如此，又多疏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远近所较不多，四也。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大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泾原、秦凤两路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单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边章山堡以来出没[29]，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枉费功力，于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不过五六千人，至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扼其来路，必应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则贼隔陇山，不能钞截，五也。自陇州入秦州，由故关路山阪隘险，行两日方至清水县。清水北十里则𥕲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两日方至秦州。由此观之，秦州远在陇关之外，最为孤绝。其东路限隔水洛城一带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为篱障，只备西路三都公一带贼马来路。今来开水洛城一带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渐有人烟耕种，蕃部等更不敢当道住坐，奸细之人易来窥觇。贼若探知此路平快，将来入寇，分一道兵自𥕲穰寨扼断故关及水洛，则援兵断绝，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闻官中开道，皆有忧虑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泾原路沿边土地原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土地标占，谓之强人。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夺得蕃部土地耕种，又五分毫租税，缓急西贼入寇，则和家逃入内地，事过之后，却来首身，所以人数虽多，希得其力。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属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唱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辈。于宫中未是有益，七也。泾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西贼以兵围胁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发兵则不能前进，多发兵则与前来葛怀敏救定川寨覆没大军事体一般，所以泾原路患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马，二恐救应转难，八也。议者言修水洛城不惟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缘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谷者、达谷、必利城、腊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又谓元昊为草贼，素相仇雠，不肯服从。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开拓边境，须待西北无事、财力强盛之时。当今取之，实为无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两路之兵，其陇城州等大寨，须藉秦凤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论奏，称其不便，显是妨碍，亦合动移，十也。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特务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寇之至而已。贪功之人则不然，惟务兴事求赏，不思国计。故昨来郑戬差许迁等部领兵马修城，又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毕，则皆得转官酬奖之人。不期与尹洙、狄青所见不同，遂至中辍，希望转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复修，则陇州城等又须相继兴筑，其逐处所差官员、将校，人人只望事了转官，岂肯更虑国家向去、兵马粮草之费?十一也。昨者泾原路抽回许迁等兵马之时，只筑得数百步，例各二尺以来。其刘沪凭恃郑戬，轻视本路主帅，一面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沬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人利害，只听郑戬等争气加诬，则边上使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十二也。陕西四路，惟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原平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近西界，虽遣人议和，自杨守素回后，又经月余，寂无消息[30]。环庆等路不住有贼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远，西人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奖厉逐路师臣预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节制为无过，而却加罪主帅，实见事体未顺。十三也。』诏札与鱼周询、程戡等。而周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便，且言水洛城今欲毕工，惟女墙未完，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乃诏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内殿崇班陈惟信往泾原路催修水洛城。
韩琦十三条，据司马光《纪闻》。琦称『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陈惟信往泾原催修城。盖鱼周询、程戬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后一二日间，故朝廷虽以琦言札付鱼周询等，及周询等奏到，即从其请，遣惟信催修城也。《记闻》称五月十六日诏戡等卒城水洛，岂误以初六日为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孙沔复知庆州，新知庆州尹洙知晋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与沔易任。沔以病辞，乃别徙洙，于是渭州阙守，诏委狄青。谏官余靖言：『泾原在陕西最为重地，虽范仲淹不敢独当，岂青粗暴，所能专任?』章凡四上，寻有诏徙青权并代部署。甲辰，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言修水洛城毕。庚戌，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兵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王素为刑部郎中、泾原路安抚经略使，兼知渭州。
七月壬申，赐修水洛城禁军及弓箭手缗钱。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检、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刘沪为东头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确山县董士廉罚铜八斤[31]。朝廷虽一使沪、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沪权水洛城主，终坐违本路帅命，故责及之。
八月癸卯[32]，右正言、直集贤院、知晋州尹洙为起居舍人[33]、直龙图阁、知潞州。旧制，谏官、御史补外，无待阙者。洙自庆移晋，会前守未满岁，有旨令洙待阙。洙心疑郑戬谮己，奏乞与戬俱下御史狱辩水洛事，且言戬交结走马承受麦知微，于是迁秩改命，而所乞竟不从。戊申，陕西都转运按察使、天章阁待制程戬言：『昨遣三司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与臣同体量兴修水洛城。臣等昨离永兴军日，泾原部署狄青已部领军马至德顺军，仍令閤门祗侯崔宣、指挥使谢能等领军马，就水洛城收捉刘沪、董士廉，欲诬以违节制斩之，赖沪等不敢抗对，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军监酒周颂就劾，又差平凉知县李元规代颂面受其意。不谓朝廷遣鱼周询、周惟德来，刘沪等生得出狱，自后臣奉旨带刘沪、董士廉再往兴筑。臣以蕃部疑变，乃虑狄青、尹洙等破坏此城，无以就功，累闻朝廷续差内殿崇班陈惟信，令臣与狄青应副兴修。今幸沪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马钤辖高继元、著作郎石辂、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赞谋狄青，谓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党之人，自怀疑忌，兼开既成之后，犹欲力遂前非。石辂虽已离此，继元、仲昌多险戏计书，务在间谍。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为斗乱。虽水洛城不足惜，奈何扇动蕃部弃去汉土?不惟为异类报怨，兼欲将微臣稔过。臣所操心，粗能知分，虽城百水洛，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过京师，特赐宣谕此事，庶到边不为群小所惑。其高继元、李仲昌乞早移别路一差遣，不尔阻挠边事，必起后虞。』诏权并代部署狄青为惠州团练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泾原部署。
青自泾原权并代当在六月十三日以后，朝廷不欲令青沮刘沪也，但《实录》不详耳。水洛既城，刘沪又责官，泾原已别命帅，则青可复还，特书此，亦足见朝廷委曲任人之意云。
五年三月，董士廉请关讼水洛城事，辅臣多主之。韩琦不自安，恳求补外。
七年五月，水洛城都监、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刘沪卒。其弟渊将护丧东归，居人遮道号泣，请留葬水洛，立相城隅，岁时祀之。经略司言：『熟户蕃官牛奖逋等愿得沪子弟主其城。』复命沪弟淳为水洛城都监。
皇祐二年正月戊寅，泾原经略司言：『自修德顺军水洛城底石门堡，而生户蕃族多出内附。请递补职名，仍月给俸钱，使为属户以扞边。』从之。
校勘记
[1]至保定军 原本作『至安军』。按：宋无『安军』，兹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2]钞河北 原本作『剑河北』，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3]保定军 《长编》卷一一二作『信安军』。
[4]西北至雄州 原本作『西至北雄州』，《长编》卷一一二作『西北雄州』。据文意改。
[5]一百三十淀 《长编》卷一一二作『百世淀』。
[6]黑羊淀 原本作『黑半淀』，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7]白洋淀 原本作『白羊淀』，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8]齐女淀 《长编》卷一一二作『齐安淀』。
[9]葫芦 原本作『苑』，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0]熟谓 原本作『孰为』，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1]明道二年八月壬午 原本作『元年八月』，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2]赵旷川 原本作『赵旷州』，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3]交错 原本作『文解』，据《长编》卷一一二改。
[14]三四十里 原本脱『四』字，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5]专委 原本『专』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一二补。
[16]石冢口 原本作『石椽口』，据《长编》卷一二二改。又百济河，原本作『水济河』，亦据《长编》卷一二二改。
[17]白洋淀 原本作『白羊淀』，据《长编》卷一五六改。
[18]泾原 原本作『泾京』，据《长编》卷一四七改。
[19]怏怏心 原本作『怏怏□心』，据《长编》卷一四八删『□』字。
[20]挫卿之威 《长编》卷一四八同。按：此『卿』字当作『青』，盖指狄青也。
[21]卒事 原本『卒』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2]陷沪 原本『陷』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3]械系沪等 原本作『械系鱼周洵等』，误，据《长编》卷一四八改。
[24]惊忧 原本『扰』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四八补。
[25]移刘沪 原本作『私刘沪』，据《长编》卷一四八改。
[26]黄石河 原本作『黄若河』，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27]若救 原本作『石救』，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28]远一程 原本脱『一』字，据《长编》卷一四九补。
[29]章山堡 原本『章』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一四九补。
[30]又经月余寂无消息 原本作『又经月等杀无消息』，据《长编》卷一四九改。
[31]确山 原本二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一五一补。
[32]癸卯 原本作『辛丑』，据《长编》卷一五一改。
[33]起居舍人 原本『起』字上衍一『上』字，据《长编》卷一五一删。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仁宗皇帝
塞河
修滑州决河
天圣元年正月癸未，诏中书、枢密院同议塞滑州决河。河入中国，行太行西，曲折由山间，则不能为大患。及出大伾，走东北赴海，更平地二千余里。禹迹既湮，河并为一，而特以堤防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众流之所会，时不免决溢之忧。然有司之所以备河者，亦益工矣。岸汨则易摧，故聚刍藁薪条，枚实石而缒之，合以为埽。及埽之法，若高十丈，长八尺，其算以径围各折半，因之得积尺七千五百，则用薪八百围（《史藁》作薪五百围），刍藁二千四百围，所谓苇索、心索、底篓、搭篓、箍首、索签、桩磕、𥕲拐、橛拽、后橛，其多寡称所用。若大小广袤不同，则随时损益之，而亦视此为率焉。故凡置埽，必仞水之深，度岸之高，或叠二、叠三四。一埽之长居岸二十步，而岸长或数百步，或千余步，埽坏辄牵连而去。又置埽以补救之，其费动为缗钱数万。凡埽初下水曰扑崖，居上而捍水曰争高，阙地置之以备水曰陷埽。埽实垫为亡所患，浮湍则危。其卷埽之器，则有制脚木、制木、进木、拒马、短长木籰、大小石籰、云梯、引橛、推梯、卓斧、绵索，其鼓旃，所以利工作而为号令之节也。凡度役事，负六十觔、行六十里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觔、取土二十步外者一工，二十五尺上接邪高，皆折计之。水向背不常，则埽各后地而易。
自『河入中国』至此，皆因本志附此。李清臣吏稿载埽法尤详，本志删取之。
四月己酉[1]，以京西转运使、祠部郎中孙冲兼权滑州河阴至泗州都大循河，东头供奉官、閤门祗侯张君平签书滑州事。初议塞决河也。
五月甲戌，命参知政事鲁宗道按视滑州塞河功料。
六月，张君平求免签书滑州事，专领修河，仍乞增置都监，且荐太常博士李渭。庚子，渭换授北作坊使，与君平俱为修河都监。鲁宗道用渭策，欲盛夏兴役，孙冲谓徒费楗薪，困人力，虽塞必决。乃徙冲知河阳。既而役兵多渴死，君平议减其功半，渭不听，君平独以闻，乃斥渭不用，君平亦徙定，河卒不塞。
九月，京东西路先配率塞河梢茭数千万，期又峻急，民苦之。王钦若召自江宁[2]，见其事，言于上曰：『民方勤农，岂可常赋外追扰?』甲戌，诏州县未得督发、别听旨。癸未，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
闰九月壬辰朔，诏：『如闻滑州修河役兵暴露作苦、而所饭菽粟或爨未熟，乃不可食，宜遣使臣往视之。』十月癸亥，诏滑州募民入粟。二年八月戊寅，遣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李垂、内殿崇班、閤门祗侯张君平按视滑、卫等州河势，以岁稔，将议塞决口也。
五年七月丁巳，以马军副都指挥使彭睿为修河都部署，内殿押班岑保正为钤辖，礼宾副使阎文应、供备库副使张君平为都监。诏发丁夫三万八千、卒二万一千、缗钱五十万塞滑州决河。
八月戊辰朔，命知制诰程琳往滑州祭告河。
九月癸卯，遣知制诰程琳、西上閤门使曹仪往滑州按视修河。初诏增发丁夫二万，中书言：调工已众，不可增发。故遣琳等往度使。乙巳，诏京西转运使张亿自今五日一具修河次第以闻[3]。丙辰，诏：『滑州修河兵夫比多疾病，其令医官院遣医分治之。候罢役，较其全失之数以闻。』
十月辛未，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戊寅，诏：『修河兵夫候功毕日，其少壮愿隶禁军者听之。』壬午，遣知制诰徐奭往滑州祭告河。戊子，赐滑州修河役卒缗钱。丙午，滑州言塞决河毕。是日旬休，上与太后御承明殿，召辅臣谕曰：『河决累年，一旦复故道，皆卿等经画力也。』王曾等皆再拜称贺。诏速第修河臣僚劳效以闻。作灵顺庙于新堤之侧。
此据宋绶庙记，乃十月事也。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台埽，以其近天台山麓故也。己亥，以河平，宰臣率百官称贺，遂燕崇德殿。自天禧三年河决，至是积九载乃复塞，凡费刍藁千六百二十万，他费不与焉。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宗庙、诸陵，命翰林学士章得象祭于河，宋绶撰《修河记》。修河部署、马军副都指挥使、保顺节度使彭睿加武昌节度使，右谏议大夫、权三司使范雍加龙图阁直学士，知滑州、右谏议大夫寇瑊加枢密直学士。凡督役者第迁官。民经率配，免税十之三，忧恤灾伤户。始役既兴，朝议以岁饥将复罢，瑊言：『病民者，特刍藁耳。幸调率已集，若积之经年，则腐朽为弃物，复兴功敛之，是重困也。』乃诏讫役。壬戌，录故西京作坊使、滑州钤辖张君平子造为三班奉职，逊、达并为借职。
修澶州决河
天圣六年八月乙亥，澶州言河决王楚埽，凡三十步。
七年二月，河北转运司言：『河平以来，澶州诸埽未尝完筑，恐盛夏益复涨溢，请募民入中刍粮，以备缓急。』诏可。
五月。先是，侍御史高弁、内侍杨怀敏往澶州视决河，议筑大韩埽，又遣内侍綦仲宣覆按之。仲宣言大河已安流，诸埽亦足恃。帝亦重兴役，壬申，以诸埽图示辅臣，罢大韩不复筑。弁亦请弛堤防，纵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敌兵。不报。
此据高弁传，在三月辛亥。《实录》载弁议，更考之。
九月戊戌，澶州官吏并坐王楚埽决，降官一等。
十二月。河朔罹水患，朝廷以民疲不任繇役，故王楚埽尚未塞。都大循护澶滑河高继密请自澶州蒐固埽下接大堤东北，即高阜筑遥堤为备御计。侍御史高弁又请于澶州之西分导二河，以杀水势。壬子，命龙图阁待制韩亿、左藏库使阎文应等往河北，同转运使相视之。
八年正月癸亥，诏河北转运司视澶州埽岸，如梢茭有备，即议修塞。或民力犹困，则须冬月乃议之。丙子，前良山县令陈曜请于郓、滑州分疏黄河入麋邱河，以分水势。诏京东、河北转运使与韩亿同规度之。戊辰，遣礼宾副使江德源往澶州视古遥堤。庚辰，诏河北水灾州军募人入粟，以赈贫民。
三月庚辰，诏河北被水州县毋税牛。
景祐元年七月甲寅，澶州言河决横垅埽。命户部副使王沿、供备库使孙昭等视之。
十月。初，大名府言：『自河决横垅，而德、博以来，皆罹水患。请早行修塞。』即诏王沿等相视。沿等以为河势奔注未定，且功大，未可遽兴。癸亥，复遣侍御史知杂事杨偕、入内押班王惟忠、閤门祗侯康德舆同往视度，而偕等言：『欲且兴筑两岸马头，令缘堤预积刍藁，俟来年秋，乃大发丁夫修塞。』从之。
十二月癸未，以天雄军部署、莱州团练使邵福为都大修河部署，供备库副使王遇为澶州部署，右侍禁、閤门祗侯王昭序为沧州部署兼修河事。三门白波发运使文洎言：『诸埽须薪刍、竹索，岁给有常数，费以钜万计。积久多致腐烂。乞委官检核实数，仍视诸埽紧慢移拨，并斫近岸榆柳添给，免采买般运之劳。』因陈五利。诏三司详所奏，遂施行之。洎，介休人也。
二年正月庚戌，诏：『自横垅河决，尝下河北、京东西路，以民租折纳稍茭五百余万。今河决处自生淤滩，可省工费。其三路未输梢藁，并停罢。』
三月己丑，殿中丞、通判齐州张宗彝言：『大名府新作金堤，可以捍横垅决河水势。请且缓修塞之役。』诏河北转运司绘黄河故道及决河至海图上之。
四月癸酉，诏澶州募民输梢茭。
三年正月丙午，度支副使郭劝、四方馆使夏元亨同点检修横垅埽所储钱粮刍藁，及行视王楚埽所闭减水河利害以闻。
五月，殿中丞王果言：『河北地势庳下，积沙为岸。若导河东流，恐不能御湍悍之患。欲望博询群议，罢塞横垅。』诏郭劝、夏元亨同按视以闻。果，饶阳人也。辛卯，以仪鸾使、雅州刺史、入内副都知王守忠为澶州修河钤辖，内殿崇班李保懿为都监，崇仪副使杨怀敏管勾黄河南岸诸埽，内殿崇班吕清管勾北岸诸埽。丙午，诏澶州权停塞横垅决河，自是河东北行，不复由故道。徙修河都监杨怀敏专固护大名府金堤。
自是河东北行，不复由故道。此据去年八月戊辰《稽古录》所书。明年十二月，河北漕司又奏早投修塞横垅决河钱粮，不知何也。
四年十二月戊辰朔，河北转运司奏修塞横垅决河合用钱粮，乞早拨付河口，以来春兴役。上令转运司再计度从何处修塞河势，从何处赴海，有无壅滞，报明复奏。
此但据朔历，它无有也。当考。
再修澶州决河
庆历八年六月癸酉，河决澶州商胡埽。丙子，遣权发遣户部判官事燕度行视澶州决河。
七月戊戌，诏河北水灾，其令州县募饥民为兵。甲寅，命河北都转运使、户部郎中、
天章阁待制施昌言都大管勾澶州修河事，四方馆使、荣州刺史、知澶州王德基同都大管勾，通判澶州、屯田司员外郎张谔、国子博士张士程同管勾河事。丙辰，命马军副都指挥使、武安留后郭承祐为澶州修河部署。戊午，加建武节度使。庚申，即以承祐权知澶州，寻又加殿前副都指挥使。辛酉，权发遣户部判官、屯田员外郎燕度同知澶州，兼管勾修河事。甲子，翰林学士宋祁、入内都知张永和诣商胡埽，视决河及覆计工料。
八月辛巳[4]，判大名府贾昌朝请下京东州军兴葺黄河旧堤，引水东流，渐复故道，然后并塞横垅、商胡二口[5]，永为大利[6]。诏待制以上并台谏官亟详定利害以闻。甲申，宋祁、张允和等言：『商胡水口见阔五百五十七步，用工一千四十二万六千八百，日役兵夫一十万四千二百六十八人，可百日而毕。』诏付详定所。乙丑，以河北、京东西水灾，罢秋宴。辛卯，观文殿学士丁度等合奏修河利害曰：『天圣中，滑州塞决河，积备累年始兴役。今商胡工尤大，而河北岁饥民疲，迫寒月，难遽就也。且横垅决已久，故河尚未填阏，宜疏减水河，以杀水势，俟来春先塞商胡。』从之。前遣内侍募民入薪刍者皆还，但令诸路自行诱劝。
十一月癸丑，盐铁副使、吏部员外郎陈洎、供备库使、恩州刺史、入内都知张惟吉同相度商胡堤岸。十二月庚辰，判大名府贾昌朝又言：『按：夏禹导河，过覃怀，至大伍，酾为二渠，一即贝邱西河南渠。《书》称「北过洚水，至于大陆」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说「经东武阳，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原以北播为九道，齐桓公塞其八而并归徒骇。汉武时决瓠子，久为梁、楚患，后卒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复禹旧迹。至王莽时，贝邱西南渠遂竭，九河尽灭，独用漯川，而历代徙决不常，然不越郓濮之北、魏博之东，即今澶滑大河，历北京朝城，由蒲台入海者，禹、汉千载之遗功也。国朝以来，开封、大名、怀、滑、澶、郓、濮、棣、齐之境河屡决，天禧三年至四年夏连决，天台山傍尤甚，凡九载乃塞之。天圣六年又败王楚，景祐初溃于横垅，遂塞王楚，于是河独从横垅出，至平原，分赤、金、淤三河，经棣、滨之北入海。近岁海口壅阏，淖不可浚，是以去年河败德、博间者凡二十一，今夏溃于商胡，经北都之东至于武城，遂贯御河，历冀、瀛二州之域，抵乾宁军，南达于海。今横垅故水止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湮塞，惟出雍京口以东，大污民田，乃至于海。自古河决为害，莫甚于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御备敌寇，取财用以馈军师者，惟沧、棣、滨、齐最厚。自横垅决，财利耗半；商胡之败，十失其八九。况国家恃此大河，内固京师，外限戎马，祖宗以来，留意河防，条禁严切者以此。今为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处。臣愚窃谓救之之术，莫若东复故道，尽塞诸口。按：横垅以东至郓、濮间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堙浅之处，可以时发近县夫开导至郓州东界，其南悉沿邱麓，高不能决，此皆平原旷野，无所阨束，自古不为防岸，以达于海，此历世之长利也。谨绘漯川、横垅、商胡三河为一图上进，惟陛下留省。』诏翰林侍读郭劝、入内副都知蓝元用与河北、京东转运使再行相度修复黄河故道利害以闻。
皇祐元年正月己亥，命度支副使刑部员外郎吴鼎臣、洛苑使眉州防御使入内副都知蓝元用往澶州经度治河功费。庚子，徙河北都转运使施昌言知兖州。昌言议塞商胡决河，今复故道，与贾昌朝不合，故徙之。以吴鼎臣为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戊申，以河北水灾，罢上元张灯，车驾朝谒停作乐。
二月甲戌，河北转运使言黄、御二河决，并注乾宁军。请迁其军于瀛州。
书云：河合永济渠注乾宁军。
郭劝等言：『与京西转运使徐起、河北转运使崔峄自横垅口以东，至郓州铜城镇度地高下，使河复故道，为利明甚。凡浚二百六十三余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万四千九百六十工。』议虽上，未及行也。
九月乙卯，遣龙图阁直学士张奎、入内都知张惟吉、供备库副使郭恩往澶州经度商胡决口。
二年正月己亥，诏河北提点刑狱司自今岁调兵夫人治河，并亲决督视之。丙辰，御史中丞郭劝、入内都知张惟吉、蓝元用同检核黄河故道工料以闻。
三年七月辛酉，河决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
八月己未，诏三司河渠司与两制、台谏官同议塞商胡郭固决河，仍诏河北都转运使吕公弼、提举河堤綦仲宣赴阙同议。
四年元月乙亥[7]，塞郭固口。
三月己亥[8]，诏河北安抚转运使、知博州蔡挺与入内都知张惟吉同议六塔河利害以闻。时郭固虽已塞，而水势犹壅。议者请开六塔河以分其势，故命惟吉等按视。
至和元年六月壬寅，徙知澶州、建武节度使曹佾知青州。时议将修塞六塔。上赐诏问佾，佾言：『河决殆天时，未易以人力争。陛下念河北被患，于工费无所惜，然决口将合益驶，虽用工如麻苇，积茎如邱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见，不如徐观其势而利导之，万全之算也。』佾论与执政异，故徙之[9]。
此据李清臣墓铭。按：此时犹未修六塔，恐清臣饰说，当考。明年十月二日，赵抃有言。
十一月戊辰，命盐铁副使司封员外郎李参、皇城使陵州团练使内侍押班武继隆相度黄河故道。
十二月壬子，诏河北、京东转运使司诣郓州铜城镇海口审度黄河高下之势，如兴工后水果得通流，即条具利害以闻。
开铜城，塞商胡，议自郭劝等始，见皇祐元年二月。河北周沆、燕度，京东陈宗古。
二年九月丁卯，诏：『自商胡之决，大河注金堤，浸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东岁饥[10]，未能兴役。今勾当河渠司事李仲昌欲约水入六塔河，使归横垅旧河，以纾一时之急。其令两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同详定开故道修六塔利害以闻。』丙子，欧阳修言：『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未有定论，盖由贾昌朝欲复故道，李仲昌请开六塔，互执一说，莫知孰是。臣愚皆谓不然。言故道者未详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谬。今谓故道可复者，但见河北水患而欲还之京东，然不思天禧以来河水屡决之因，所以未知故道不可复之势，臣故谓未详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则不待攻而自破矣。且开六塔者说云减大河水，今六塔既已开，而恩、冀之患何为尚有奔腾之患?此则减水未见其利也。又闻开六塔者云：可令回大河，使复横垅故道。今六塔止是别河下流，已为滨、棣、德、博之患，若令回大河，顾其患如何?臣故谓近乎欺罔之谬也。且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淀之势，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臣不敢广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复之故道，言天禧以来屡决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横垅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垅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垅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下流既梗，反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垅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之。昨议者度京东故道，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北铜城已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平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垅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而为之，犹愈于害多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又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梢茭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小河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亦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能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垅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胜其患，而又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尔，是皆智者之不力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人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大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费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择也。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亦愿下群臣议，裁取其当焉。』
苏辙作修神道碑云：『河决商胡，贾昌朝留守北京，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商胡入六塔河。诏两府、台谏集议。陈执中当国，主横垅议。执中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宰相，盖指富弼也。今附此。
甲申，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奉诏定黄河利害，其开故道，诚为经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导而东去，可以纾恩、冀全堤患，即乞许之。』
十二月丁亥[11]，中书奏：『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则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入横垅，宜令河北东预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从之，始用李仲昌议也。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后李璋为修河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权同知澶州、都大管勾应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为修河钤辖，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内殿承制张怀恩为修河都监。寻以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修河都钤辖。壬辰，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度支员外郎蔡挺都大提点河渠司勾当公事，太常博士杨纬并同管勾修河。昌言辞之，不许。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溢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茭不可胜计。壬申，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伏睹今春朝廷指挥商胡北流口，候至秋冬闭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张怀恩等全不依禀制旨，妄称水势自然过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尔闭合。一日之内，果即冲开，失坏物料一二百万，溺役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弊，道路惊嗟，岂非意在急切，力觊恩赏?失计败事，咎将谁归?伏望陛下特赐宸断，其仲昌、怀恩及应管勾臣等亟加贬黜，以正典刑。谢彼方之生灵，戒后来之妄作。』
六月戊午，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枢密直学士、知澶州。时六塔河既修复决，朝廷犹欲成之，因以澶授昌言，冀便役事云。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据其本传。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已决，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职。又后此三日，李璋等皆责，而昌言独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责，殊不可晓，今据赵抃奏议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后李璋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员外郎燕度知蔡州，提举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员外郎蔡挺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濮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为内殿承制，提举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为大理寺丞。戊寅，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韩绛为河北体量安抚使，西上閤门副使王道宗副之。时宰相文彦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议，及败事，人莫敢尽言。绛至河北，具得其状，始请置狱劾治，仲昌等由是俱被窜废。
此据绛行状，刘敘所作也。
初议塞六塔，河北转运使周沆独言：『近计塞商胡，用薪苏千六百四十五万，工五百八十三万。今仲昌计塞六塔，用薪苏三百二十万。共是一河，所费财月不容若是之殊。盖李仲昌欲先为小计，以求兴役尔。又今河广二百余步，六塔方四十余步，必不能容。且横垅下流自河徙以来，填淤成高陆，其西堤粗完，东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不十分之三，滨水之民丧业者三万户。就使如仲昌言全河东注，必横溃泛滥，齐、博、德、棣、滨五州之民皆为鱼鳖食矣。今自六塔距海千余里，合欲壅河使东，宜先治水所过两堤，使皆高厚，仍备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积薪苏，以防冲决，乃可为也。然其劳费甚大，未易可办。以臣度之，六塔不可塞。』不从。及仲昌败，沆又上言：『民罹水灾，皆结庐堤上，粮乏可哀。臣欲辄发近仓赈之，顾大恩当自上出，愿亟遣使按视救恤。』从之。
此据周沆本传，不知沆疏李仲昌议不可用在何时。『至和元年十二月，遣臣与河北、京东漕臣诣铜城镇相度河势。』恐沆因此上疏。然二年十二月，沆犹被命同权知澶州，应副修六塔河。若既驳仲昌议，则不应更受此命。或朝廷虽有此命而沆卒辞之，故河决独免责也。今附见沆事于遣韩绛体量河北后。
十一月甲辰，降知澶州、枢密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左谏议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后李璋为邢州观察使，司封员外郎燕度为都官员外郎，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押班王从善为文思使，度支员外郎蔡挺追一官勒停，内殿承制张怀恩泽州编管，大理寺丞李仲昌英州衙前编管。先是，宰相文彦博、富弼主仲昌议开六塔河，不听贾昌朝所言。及六塔功败，仲昌等皆坐责。中书议不胜，昌朝因欲动摇宰相，乃教内侍刘恢密奏六塔水死者数千万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岗与国姓、御名有嫌，而大兴锸畚非便。诏遣中使置狱。殿中侍御史吕景初意昌朝为之（时昌朝已入为枢密使），即言事无根原，不出政府，恐阴邪用此中伤善良。乃更遣殿中侍御史里行吴中复与文思副使[12]、带御器械郑守恭等往澶州鞫其事，趣行甚急，一日内降至七封。中复固请对，乃行。既对，以所受内降纳御座，言：『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上从之。时号中复为『铁面御史』。中复驰往，较景德口籍，乃赵征村实非御名，六塔河口亦无岗势，但劾昌言等奉诏俟秋冬塞北流，而擅违约，甫塞即决，损国工费。怀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以为器，盗所监临，故重贬之。昌朝谗虽不效，亦即召为枢密使。仲昌，垂子也，尝上《导河形胜书》，欲别派使，缓而不决，至仲昌，乃塞河背戾家学，遂以贬终焉。仲昌既贬，朝廷始专治西堤，以卫北京及契丹国信路，不复治东堤。
『铁面御史』并『付中书行出』及『內降七封』，并据曾氏《南游记旧》。曾氏又以治恩、冀河流断赵征村岗势为韩琦主议，误也。专治西堤，据《稽古录》。《江氏杂识》云：许州贾侍中坐语及黄河事，贾云金堤只有西岸。《汉书》：左堤强则右堤伤。既无东岸，自无决理，不须岁筑。然今每岁不减十万夫役，无敢减省者。江志此事恐无《稽古录》所书相参，当考。
又云：张安道云：『河决六塔口，河北税赋放百七十万石。今举天下所得以奉河北岁三百万者，河决之患也。原其所由，下流多置桥，水不通泄，为世大患。去澶桥则河患息矣。』
校勘记
[1]己酉 原本作『辛酉』，据《长编》卷一○○改。
[2]江宁 原本作『江陵』，据《长编》卷一○一、《宋史》卷二八三《王钦若传》改。
[3]张亿 原本作『张意』，据《长编》卷一五○改。
[4]辛巳 原本无此二字，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5]二口 原本『口』字作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6]永为 原本『永』字为墨丁，据《长编》卷二八五补。
[7]元月 原本作『二月』，据《长编》卷一七二改。
[8]己亥 原本作『乙亥』，据《长编》卷一七二改。
[9]徙之 原本作『从之』，据《长编》卷一七六改。
[10]河北 原本作『沔北』，据《长编》卷一八一改。
[11]十二月 原本脱『二』字，据《长编》卷一八一补。
[12]吴中复 原本脱『吴』字，据《长编》卷一八四、《宋史》卷三二二《吴中复传》补。又『与文思副使』，原本『与』作『举』，据《长编》卷一八四改。